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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方人在过年时习惯吃饺子，而苏州地区的春节则必不可少地吃糯米年糕。这种风俗的起源，据传与春秋末期的吴国名将伍子胥息息相关。相传，伍子胥临终前曾预言，自己死后，吴国将会遭到越国的入侵，届时百姓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
伍子胥特意嘱托自己的心腹，说：“当越国攻城之时，你要在城墙下挖掘三尺深的地。”不久后的一个冬天，果然越国军队攻破了苏州。当时的苏州城被围困，严寒刺骨，百姓饥寒交迫，苦不堪言。
展开剩余90%正当大家绝望时，伍子胥的心腹想起了遗言，便开始挖掘城墙根部的地下，竟然发现了一块块像砖头般的东西，竟是用糯米制成的年糕。这些年糕为百姓提供了宝贵的粮食，让他们度过了那个艰难的冬季。自此，每年春节，苏州人都会制作这种“砖块状”的糯米年糕，既是纪念伍子胥，也寓意保佑平安。
伍子胥作为春秋末年的传奇人物，他不仅是军事家，更象征了中国人坚韧不拔的复仇精神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伍子胥列传》中记载，伍子胥出生于公元前559年，楚国贵族家庭。其父伍奢是楚平王的太子太傅，负责太子的教育。
然而，当楚平王的太子建娶了一位美貌的秦国女子后，楚平王竟强夺儿媳为己所用。伍奢对此深感愤怒，直言劝谏，激怒了楚平王。奸臣费无忌借机诬陷伍奢和太子建谋反，楚平王于是处死伍奢及其儿子伍尚。那时伍子胥正好不在家乡，得知噩耗后，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活。
伍子胥一路向北逃亡，来到昭关（今安徽含山县北），被一条宽广的大河阻隔去路。正当他无计可施时，遇见了一位渔夫。这位渔夫了解伍子胥的遭遇后，毫不犹豫地把他带上船，帮他渡过了江河。
渡河后，伍子胥感激不已，拿出随身的宝剑相赠，说这剑价值百金，算作报酬。渔夫笑道：“楚王悬赏捉拿你，捉到者得五万石粟米赏赐。若我图利，早已举报你，何必冒险载你过河？你这宝剑我不能收。”渔夫的这份淡泊名利、忠诚义气令人动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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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子胥顺利过河后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抵达吴国。凭借卓越才能，他被吴王阖闾赏识，成为重要谋士，协助吴王打败楚国，攻陷楚都。伍子胥得知仇人楚平王已死，愤怒之下挖开楚王坟墓，亲手鞭打尸体三百鞭以泄愤。
他的这一激烈举动令朋友申包胥也感到震惊，曾劝他适可而止。伍子胥却回应道：“我就像赶路之人，太阳快落山了，目的地还远，所以不得不逆行而行。”这段故事便成了“掘墓鞭尸”、“日暮途远”、“倒行逆施”等成语的由来。
阖闾死后，伍子胥辅佐吴王夫差，打败宿敌越国，俘获越王勾践。伍子胥主张彻底消灭越国，不留后患，却被夫差忽视。三年后，夫差在谗言驱使下放走了勾践。伍子胥忧心忡忡地叹息：“大王若不听我劝，吴国的灭亡就在眼前了。”
不久，夫差被谗言蒙蔽，怀疑伍子胥谋反，逼他自尽。临终前伍子胥悲愤地说：“死后，请将我的眼睛挖出挂于城门，我要亲眼见证越国如何灭吴。”夫差怒火中烧，将伍子胥尸体用皮袋裹好投进钱塘江。九年后，吴国果然被越国灭亡，夫差自尽，伍子胥的预言应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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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史记》对伍子胥及其事迹有较权威的记载，但因其为史书，重点在大事件，细节较为简略。比如伍子胥逃亡途中遇见的渔夫，史记只言简意赅，却未详述逃亡艰难或渔夫的最终结局。
幸好，其他史料如《吴越春秋》《说专诸伍员吹箫》及民间传说，填补了这些空白。《吴越春秋》讲到伍子胥获渔夫款待，饭后对渔夫说：“掩子之盎浆，无令其露。”渔夫于是覆舟投江自尽，表达忠诚与决心。
该书还提到一个浣纱女，她见伍子胥饥饿，两三天未进食，便省下自己的饭给他。伍子胥叮嘱她不要告诉别人，浣纱女叹息：“嗟乎！子行矣！”不久也投水自尽，令人唏嘘。
《说专诸伍员吹箫》对伍子胥的逃亡更为详尽，传说他被追兵紧逼，夜间忧愁至白发苍苍。关键时刻，渔夫出现，给予粮食与船只帮助。伍子胥感激送剑相报，还嘱渔夫藏匿用过餐具防止被发现。不料渔夫因伍子胥的怀疑而痛心自尽，伍子胥悔恨难当，只得草草埋葬后继续逃亡。
最终伍子胥成为吴国相国，完成复仇，却被夫差赐死，结局惨淡。受西施离间，夫差听信谗言，害死伍子胥，将其尸身抛江。百姓为纪念伍子胥，在江边建祠祭祀。据说伍子胥墓位于苏州吴中区胥口镇西的伍相国祠内，也有说法称他遗体被秘密运回湖北老河口安葬。
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高度评价伍子胥：“子胥父与兄俱死，何异蝼蚁。弃小义，雪大耻，名垂后世，悲夫！……故隐忍就功名，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？其功谋亦不可胜道者哉！”伍子胥之所以被民间敬仰，不仅因其协助吴国称霸，更因其为父兄复仇的坚韧不拔。
中国儒家社会推崇公平正义，伍子胥父兄遭冤杀，法律途径难以伸张，百姓便支持个人复仇实现公平。当法律无力伸张正义时，复仇成为民众心理的出口。伍子胥虽是英雄，却也只是个凡人，逃亡途中忧虑过度，夜间白发，这份悲情让普通百姓感同身受，他们在伍子胥身上看到自己受尽不公的映射，对他的支持，也是对黑暗社会的一种无声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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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塑造了一位普通渔夫的形象。这位渔夫既不富裕，也不认识伍子胥，未曾受他恩惠，却冒险相助。为何？深入阅读《史记》，你会发现渔夫形象多次出现，皆为智慧与眼光兼具的人物。
屈原被贬三闾大夫后，失去政治舞台，某日遇见渔夫。渔夫劝他“与世同流”，顺应时势。屈原不采纳，但这渔夫显然非凡人，更像是隐居的隐士或边缘政治参与者，既看透政局，也无力改变，只能隐居。
司马迁通过渔夫形象，反映了当时那些见识非凡却政治边缘化的文人群体。司马迁本人虽为西汉太史令，权力有限，政治建议屡遭忽视，甚至因言获罪受宫刑。与这些渔夫一样，他只能坚守精神家园。
例如兵败垓下的项羽，曾遇乌江亭长，一位睿智渔夫形象。亭长劝项羽东山再起，展现超凡远见。但项羽性格缺陷，拒绝接受，最终自刎。此渔夫象征西汉时期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，也隐含了司马迁的自我写照。
伍子胥遇渔夫时，渔夫早已在江边等候。伍子胥赠剑，渔夫断然拒绝：“楚王赏金五万石，岂需百金剑？”其不慕名利、清高孤傲，正是司马迁心中真正的隐士形象。
此渔夫敢于藐视强权，助忠良于危难之际，体现了对楚王政权的不满及对贤才的敬重。司马迁借此表达对权力压制的隐忍不满，形成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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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作为《史记》作者，才华横溢，影响深远。但在汉武帝时代，他未被重用，反被迫害。政治抱负难以实现，他只能借渔夫形象隐晦表达内心的失望与无奈，成为历史上的悲剧人物。
许多人未曾了解，司马迁其实怀有自己的政治理想——“顺应自然”、“无为而治”。他在《货殖列传》中引用老子：“至治之极，邻国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各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俗，乐其业，至老死不相往来。”表达追求安定和谐的社会愿景。
司马迁政治理想与孔子大同不同，前者强调自然演进，后者强调秩序安排。简言之，“富贵不欲为贫贱，贫贱自至；贫贱不求为富贵，富贵自得也。春夏囚死，秋冬王相，非能为之也；日朝出而暮入，非求之也，天道自然。”
可惜司马迁未能亲历理想社会，只能将心力投入史书创作、天文研究及游历山河。毛泽东曾赞其“览潇湘，泛西湖，历昆仑，周览名山大川，而其襟怀乃益广”。
这样一位胸怀大志的人，却被现实政治限制，无法施展抱负。通过伍子胥身边那位渔夫的形象，司马迁含蓄地表达了对政治失意的无声控诉，这份悲剧感贯穿其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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