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抗日有功的国民党中将，牺牲后连遗体都要靠友人冒险认领股票配资世界门户，骨灰得靠个年轻姑娘绑在身上、潜水偷渡才能送回大陆。这样的事，不是小说里的情节，是革命烈士陈宝仓身后，一段满是血泪却又透着骨气的真实过往。
陈宝仓早年就跟着队伍打硬仗，抗日战争时在浙江、福建一带抗击日军，后来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，还兼任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，管着前线的后勤补给，手上握着不少重要资源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早就和我党接上了头，成了隐蔽战线的一员。1949年，他受组织安排去台湾，配合吴石开展军事情报工作，专门收集台湾海防部署的信息，为解放台湾做准备。那时候他和吴石各有分工，情报线互不交叉，本以为能稳妥推进，却没料到意外会从吴石那边传来。
展开剩余77%1950年3月1日，吴石在台北家中被捕。特务在他家里翻出一份手写的《台湾海防部署概要》，署名只有一个“仓”字。拿着这份文件比对国防部职官名录，特务一下就锁定了陈宝仓——不用笔迹鉴定，光看文件里的密级信息和他的职务，就确定他是关键人物。3月29日那天，陈宝仓刚走出家门，就被埋伏的特务抓了，直接关进了保密局的看守所。
在牢里，特务没少下狠手，鞭子抽、老虎凳、辣椒水都用上了，逼他说出更多情报和联系人。可陈宝仓始终没松过口，跟同监的人说：“我干这行那天起，就没想着活着回去，要杀要剐随便，别想从我嘴里套出一个字。”临刑前，他还给老友段翔九写了绝笔信：“永康街13巷七号段翔九兄鉴：弟已被判死刑，请转知家属，死后即用火葬。陈宝仓绝笔六月十日。”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半，他和吴石、朱枫、聂曦一起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，枪响的时候，他还高声喊着“新中国万岁”，到最后都没低下过头。
烈士的身后事，比想象中更难。那时候台湾戒严，“政治犯”被处决后，遗体要么扔去乱葬岗，要么火化后骨灰随手扬了，家属根本不敢露面。陈宝仓的夫人师文通当时在香港，听说丈夫牺牲的消息，急得整晚睡不着，可自己没法去台湾，只能到处托人。最后她联系上两个在台北的朋友，带着哭腔恳求：“求你们帮帮忙，就算不能好好安葬，至少让他有个全尸，别让他成了孤魂野鬼。”
那两位友人知道陈宝仓是抗日功臣，也佩服他的骨气，冒着风险答应了。等他们赶到刑场时，天已经热了，陈宝仓的遗体放了大半天，已经开始腐烂，身上还穿着生前常穿的卡其布军装，肩膀上的旧伤（抗战时留下的）还能看清，凭着这些才确认是他。两人没敢多耽搁，赶紧找白布把遗体裹紧，雇了辆不起眼的三轮车，绕着小路把遗体拉到郊区的殡仪馆，自己掏腰包办了火化，把骨灰装在一个小小的瓷罐里，暂时藏在朋友家的衣柜顶上。
远在香港的师文通还在愁怎么把骨灰运回来，这时传来个消息：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，在台北有个同学叫殷晓霞，打算经香港去上海考大学。师文通赶紧托人联系上殷晓霞，小姑娘才二十出头，听说要带的是烈士的骨灰，没半点犹豫就答应了。她找到藏骨灰的地方，把小瓷罐用厚布裹了好几层，紧紧绑在自己腰上，外面套了件宽大的衬衫遮住。
可到了香港码头，麻烦又来了——殷晓霞没有“入港证”，根本没法登岸。眼看船要开，骨灰带不出去，她心一横，趁没人注意，悄悄溜到船舷边，把自己的行李全扔了，只抱着腰上的骨灰罐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海里。那时候是7月，海水又凉又深，她一边游一边怕骨灰罐进水，拼命往岸边划，游了快半小时才摸到沙滩。上岸时浑身湿透，腰上的布都泡烂了，还好瓷罐没漏，骨灰好好的。
后来，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找到殷晓霞，把骨灰接过来，辗转送到了北京。1953年9月，北京市人民政府把陈宝仓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墓碑上刻着“革命烈士陈宝仓之墓”。师文通站在墓碑前，捧着那罐辗转千里的骨灰，哭了好久，说：“老陈，终于带你回家了。”
现在再想起这段事股票配资世界门户，总忍不住想：要是没有师文通的不放弃，没有那两位不愿留名的友人冒险认尸，没有殷晓霞跳海送骨灰，这位抗日功臣、革命烈士，是不是就永远留在了那个陌生的海岛？那些没有头衔、没有光环的普通人，用自己的勇气帮烈士归了乡，他们的名字或许没多少人知道，可这份情谊和担当，难道不该和烈士的事迹一样，被好好记下来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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